佛教淨土宗已經走到邪教的邊緣

經過研究和調查，我發現目前佛教淨土宗非常的混亂。

這些混亂主要表現為現象的混亂和觀點的混亂。現象的混亂有賣蓮花位的、有賣門票的、有去極樂世界掛號的、有寫遺書的、有簽生死狀的、有按血手印的、有病了不醫，睡在床上等死的、有因為對往生喪失信心轉而學地藏法門的、有學新出來的無上師的、有點名去往生的……

還有見面就問人家怎麼還不往生的，說什麼再不往生就沒有機會了，時間來不及了（說白了就是勸人去死的。有的居士就很迷茫了：我也想往生啊，可老不死啊，怎麼辦呢？難道自殺？）。

如是種種亂象，不僅破壞世間秩序，也破壞佛法，把好好的佛法變成了求死的法門，有的人已經走到了邪教的邊緣。這些現象的混亂時由於 觀點和理論的混亂導致的。

經過研究我發現，淨土宗這麼多人想往生，卻幾乎沒有人能準確的說怎麼就能往生，也就是說沒有多少人知道往生的標準，這是個嚴重的 問題。有的說要一心不亂，有的說要一向專念，有的說要持戒清淨，有的說要多做好事不做壞事，有的說要修淨業三福，有的說要發菩提心，有的說心要清淨，有的說要臨終正念......

反正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所以大多數人念了幾十年也沒有往生的把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往生。就是因為大家都弄不清楚怎麼才能往 生，所以，種種邪說才能橫空出世。

種種邪說以產自台灣的淨空野僧為代表的淨宗學會影響範圍最大，危害最深，幾乎所有的亂像都跟他有直接的關係。下面舉例說明：

一，產自台灣的淨空野僧數次大力宣傳世界末日，這是邪教頭目慣用的伎倆。

二．產自台灣的淨空野僧與劉素雲等巫婆神漢以及和他的骨幹信徒相互吹捧，讚歎，暗示自己不是凡夫，是菩薩或者佛等聖人再來，把對淨空的個人崇拜推到極致。

三， 打著所謂的祖師旗號，違背佛經，種種亂說淨土理論，導致淨土宗這個佛教人數最多的宗派陷入混亂：
1，產自台灣的淨空野僧宣稱這不能往生那不能往生，為往生人為設置種種障礙。比如要時時刻刻想到要往生，要厭離娑婆世界，要深切願望早點往生，這就導致了很多人喪失了對生活的熱情，天天跪在佛前苦苦哀求往生，尋死覓活，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以至於病了拒絕治療，在床上等死，甚至有人自殺以求早點往生。
2.宣傳世界末日，說臨終沒有正念不能往生，所以如果世界末日來了你死在後面沒 有人給你助念，你就不能往生，這就導致有人的就想在世界末日前往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他的信徒們見面就問你怎麼還不往生的情況。
3.捏造說每個人都有幾千 幾萬幾十萬個冤家，有這些冤家也不能往生，並且以幫大家解冤家騙取錢財。
4，說臨終的時候對親人、財物有牽掛也不能往生，這就導致很多人夫妻分居、老人離 家出走等等破壞家庭的現象。充分的證據證明這些說法都是錯誤的，是莫須有的，純粹屬於淨空個人臆測。

四，大力宣傳說只能跟一個老師學習， 跟多了就是錯誤的，導致了他的信徒只聽他一個人的，喪失了比較分辨的能力，這就給他任意亂說創造了條件。也增加了大家對他的個人崇拜。甚至有的人已經不在 乎佛說什麼了，更不認其他的宗派和法師，只認淨空說什麼了，從而把佛教徒變成了淨空個人的信徒。對佛教的破壞也是空前的。

五，大力宣傳說只有念阿彌陀佛，讀彌陀經才能往生，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是雜修，不能往生。導致了很多人甚麼事情都不做，不要說利益社會和他人了，甚至家事都不管，孫子都不顧，要放下一切忙專修，忙往生。

六，由於產自台灣的淨空野僧之邪說鋪天蓋地，很多人雖然不是淨宗學會的信徒，但是也深受其影響，是非莫辯，不自覺的為其宣傳。

七，由於產自台灣的淨空野僧混亂了淨土理論，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往生，其他人的種種邪說也就趁機發展。

八，……

以產自台灣的淨空野僧為首的淨宗學會的邪教化傾向已經嚴重危害了正常的社會秩序，有關部門應該予以明確的界定和處理以正視聽，而不是半遮半掩的任其發展。是為盼！
佛法無邊=“三武一宗”四次滅佛運動+近代文化大革命的滅佛運動
發布者：Turan Huran，發佈時間：2014年10月19日 下午11:42
佛法無邊=“三武一宗”四次滅佛運動+近代文化大革命的滅佛運動

在中國發生的五大滅佛運動充分體現了佛法無邊的威力，真實體現了佛菩薩保佑的極大威力。

1500年前，有一位和尚詛咒北周武帝宇文邕下地獄的話。當時，一位名叫慧遠的和尚對周武帝宇文邕說：“陛下今恃王力，破壞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論貴賤，陛下安得不怖？”武帝聽後，瞪著慧說：“只要百姓得樂，我也不怕入地獄！”中國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地藏王也有名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因此，地獄即便真的有，也沒什麼可怕的，嚇唬膽小者而已。通過這件事情，我想介紹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四次“滅佛”事件。

我不太清楚“滅佛”這個詞最早是誰開始用的。在我看來，這個詞不好，顯出一種仇恨，而且也造成一些歷史的誤會。如果帝王一聲令下便能“滅佛”，“佛法無邊”恐怕就是一句假話了。我更願意使用“禁佛”這個詞。

中國歷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別發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後周周世宗柴榮禁佛。這四次禁佛事件，被後人統稱為“三武一宗”四次“滅佛”。簡單分析一下原因。

有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因為佛道之爭。這種說法，眼界太小了。在幾次禁佛事件中，確實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爭執，他們在帝王面前爭風吃醋，斤斤計較於一些現實利益。但是，用它來解釋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遠離塵世，歸於平淡。為了在世俗社會的地位爭來爭去，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參與佛道之爭的人，顯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所以，如果佛道之爭是導致禁佛的原因，那麼，這些假佛、假道也確實該禁。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時候，就發現寺廟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謀反，僧人吃肉喝酒，替貪官窩藏贓物，甚至還密藏女人供淫亂活動。這位被佛教徒稱為“當今如來”的太武帝，即便沒有道教的背景，也會下達禁佛的詔書。唐武宗禁佛的時候，佛教寺院的情況更糟，僧侶魚龍混雜，長安的寺院幾乎變成娛樂場所，藏污納垢，與玄奘時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儒佛之爭，這種說法也沒道理。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學說，曾經安排8次儒、釋、道的辯論。參與辯論的佛教人士從來沒把矛頭對準儒家，而是拼命與道教爭奪第二把交椅，甚至還辱罵、中傷道教。唐朝著名文人韓愈是一個堅決反對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韓愈提出排佛建議的時候，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時候。崇佛的唐憲宗一怒之下，差點要處死韓愈。後經他人說情，才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唐憲宗沒有聽取韓癒的建議，導致佛教混亂發展。隔了好幾代皇帝，到了唐武宗，不得不採取禁佛措施。此後，儒家學者杜牧也激烈地反對佛教，但是佛教還是在唐武宗之後有所恢復。而且，儒家人物並不都像狄仁傑、韓愈、杜牧那樣反對佛教。南北朝時期《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就大力為佛教辯護，隋代大儒王通也對佛教非常推崇，與韓愈同時期的柳宗元也批評過韓愈對待佛教的態度。到了周世宗第四次禁佛後，宋明理學更是融合很多佛教思想。

另外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出於經濟原因。這種觀點基本正確，但不太全面。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僅洛陽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數万人。史書記載“寺奪民居，三分且一”，“侵奪細民，廣佔田宅”。這些僧尼們自己不勞而獲，靠著別人供養而養尊處優。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時，境內佛寺3萬多所，僧尼數量200萬。宇文邕征服北齊後，堅持禁佛，因為北齊的佛寺超過4萬所，僧尼數量超過300萬，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禁佛時，歷史記載“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全國的寺院居然還有1​​5萬奴僕。周世宗禁佛時的經濟形勢也差不多。

為什麼佛教寺院過度膨脹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卻需要其他人供養。換句話說，自己沒有產出，純粹只有消耗社會財富。為了穩固地獲得供養，寺院就要佔有大量農田和房產，甚至還放高利貸，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誰來養？這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一個國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經地義地不勞而獲，勢必大大影響國家經濟。幾百萬人出家還會嚴重影響人口增長，在那個年代，人口是國力的一項重要指標。

之所以說出於經濟原因禁佛的觀點不太全面，是因為經濟歸根到底還是政治。但是，這裡的政治並非宗教團體的權利鬥爭，而是世俗政治與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經批評佛教，他指出，當時的佛教並沒有實現教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姦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錢，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而寺院也積極配合此類人的心態，大肆斂財。結果造成“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這種情況不禁令人想起歐洲中世紀教會發行的“贖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殺人罪，都可以用“贖罪券”來抵罪。歐洲是在16世紀出現了馬丁-路德，才開始改變這種宗教惡行，中國早早就強力杜絕此類現象，實在是一件大幸事。

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說是中國人一貫的宗教迫害，這種觀點實為大謬。四次禁佛過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殺了一些人，但那是因為涉嫌謀反，而非針對信仰。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強迫幾百萬僧尼還俗，並沒有強迫他們改變信仰，在家當居士也一樣可以信佛。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記錄的死亡人數只有300多人。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為傳言奸細混入寺院，發生打鬥，與信仰無關。

唐武宗開始禁佛時的政策非常溫和：如果想繼續做僧尼，就要堅守不擁有財產（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棄財產，那就必須還俗；對於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還俗；甚至還允許比丘、比丘尼保留1、2名奴僕。但是，驕奢淫逸慣了的僧尼們，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強迫26萬出家人還俗。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規定了這些寺院的僧尼人數。周世宗禁佛時規定，出家前先得獲得父母、親屬同意，統一設置戒壇，不允許私度僧尼，同時還禁止了宗教習俗中的一些傷害身體的殘忍方式。

應該說，歷史上的這四次禁佛事件，是對佛教盲目發展的幾次規範，不存在純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對比歐洲歷史上的宗教迫害，中國的四次禁佛顯得仁慈太多了。再對比一下某些站在宗教立場上的人，他們對這四次禁佛的態度很不客觀。 “滅佛”、“毀佛”、“法難”等詞彙顯示出隱含的恨意。甚至還有人說，這四位禁佛的帝王的下場都很不好，都是“滅佛”的因果報應，因為“滅佛”而墮入地獄。這種心態極其惡俗。

中國歷史上的這四次主要禁佛事件，很典型地表現出中國傳統對於宗教的理性態度。宗教不能成為超世俗的獨立世界，世俗政治可以與宗教合作，但也努力維護自身的非宗教性，並時刻保持對於宗教的有效控制。這種傳統使得中國的傳統政治區別於世界其他國家，具有明顯的世俗特徵。從而使得中國歷史上，很少陷入大規模的宗教狂熱。這些特徵也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政治普遍承認的共同準則。

四次禁佛之後，在中國最興旺的佛教派別就是禪宗。這是有道理的。禪宗歷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百丈懷海禪師，所處時代大致與反對佛教的韓愈在同一時期。百丈禪師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規》，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還要求：不坐高廣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塗身、不蓄錢財珠寶等。最為關鍵的是，人們現在最容易記住的一句話：“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改變了印度佛教吃伸手飯的傳統，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會的寄生蟲。在此之前，來自印度的佛教輕視勞動，反對僧人勞動，認為僧人只應該接受供養，或者把乞討當成一種功德。而且，禪宗不靠經典、不依賴佛像，不主張建造佛殿。從禪院到禪師個人，都以簡樸為榮。上述種種特點，似乎都是對禁佛時期，佛教所存在種種怪象的反思和糾正，從而使得禪宗在禁佛事件中，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並且能夠日後在中國獲得蓬勃發展。對比當今某些宗教現象，百丈禪師確實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