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無邊=“三武一宗”四次滅佛運動+近代文化大革命的滅佛運動

在中國發生的五大滅佛運動充分體現了佛法無邊的威力，真實體現了佛菩薩保佑的極大威力。

1500年前，有一位和尚詛咒北周武帝宇文邕下地獄的話。當時，一位名叫慧遠的和尚對周武帝宇文邕說：“陛下今恃王力，破壞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論貴賤，陛下安得不怖？”武帝聽後，瞪著慧說：“只要百姓得樂，我也不怕入地獄！”中國佛教四大菩薩之一地藏王也有名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因此，地獄即便真的有，也沒什麼可怕的，嚇唬膽小者而已。通過這件事情，我想介紹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四次“滅佛”事件。

我不太清楚“滅佛”這個詞最早是誰開始用的。在我看來，這個詞不好，顯出一種仇恨，而且也造成一些歷史的誤會。如果帝王一聲令下便能“滅佛”，“佛法無邊”恐怕就是一句假話了。我更願意使用“禁佛”這個詞。

中國歷史上的四次“禁佛”事件，分別發生在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禁佛；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禁佛；公元955年，後周周世宗柴榮禁佛。這四次禁佛事件，被後人統稱為“三武一宗”四次“滅佛”。簡單分析一下原因。

有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因為佛道之爭。這種說法，眼界太小了。在幾次禁佛事件中，確實有佛教和道教某些人物的爭執，他們在帝王面前爭風吃醋，斤斤計較於一些現實利益。但是，用它來解釋禁佛的原因，只能歪曲宗教的本意。不管是佛是道，都要求遠離塵世，歸於平淡。為了在世俗社會的地位爭來爭去，這不符合真正的宗教精神。因此，參與佛道之爭的人，顯然不是真佛、真道，而是假佛、假道。所以，如果佛道之爭是導致禁佛的原因，那麼，這些假佛、假道也確實該禁。例如，在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的時候，就發現寺廟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謀反，僧人吃肉喝酒，替貪官窩藏贓物，甚至還密藏女人供淫亂活動。這位被佛教徒稱為“當今如來”的太武帝，即便沒有道教的背景，也會下達禁佛的詔書。唐武宗禁佛的時候，佛教寺院的情況更糟，僧侶魚龍混雜，長安的寺院幾乎變成娛樂場所，藏污納垢，與玄奘時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儒佛之爭，這種說法也沒道理。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崇儒家學說，曾經安排8次儒、釋、道的辯論。參與辯論的佛教人士從來沒把矛頭對準儒家，而是拼命與道教爭奪第二把交椅，甚至還辱罵、中傷道教。唐朝著名文人韓愈是一個堅決反對佛教的儒家重要人物。韓愈提出排佛建議的時候，正是佛教最昌盛的時候。崇佛的唐憲宗一怒之下，差點要處死韓愈。後經他人說情，才將韓愈貶為潮州刺史。唐憲宗沒有聽取韓癒的建議，導致佛教混亂發展。隔了好幾代皇帝，到了唐武宗，不得不採取禁佛措施。此後，儒家學者杜牧也激烈地反對佛教，但是佛教還是在唐武宗之後有所恢復。而且，儒家人物並不都像狄仁傑、韓愈、杜牧那樣反對佛教。南北朝時期《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就大力為佛教辯護，隋代大儒王通也對佛教非常推崇，與韓愈同時期的柳宗元也批評過韓愈對待佛教的態度。到了周世宗第四次禁佛後，宋明理學更是融合很多佛教思想。

另外一種說法認為，禁佛是出於經濟原因。這種觀點基本正確，但不太全面。北魏太武帝禁佛之前，僅洛陽就有寺院1400所左右，僧尼數万人。史書記載“寺奪民居，三分且一”，“侵奪細民，廣佔田宅”。這些僧尼們自己不勞而獲，靠著別人供養而養尊處優。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時，境內佛寺3萬多所，僧尼數量200萬。宇文邕征服北齊後，堅持禁佛，因為北齊的佛寺超過4萬所，僧尼數量超過300萬，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禁佛時，歷史記載“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全國的寺院居然還有15萬奴僕。周世宗禁佛時的經濟形勢也差不多。

為什麼佛教寺院過度膨脹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卻需要其他人供養。換句話說，自己沒有產出，純粹只有消耗社會財富。為了穩固地獲得供養，寺院就要佔有大量農田和房產，甚至還放高利貸，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誰來養？這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一個國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經地義地不勞而獲，勢必大大影響國家經濟。幾百萬人出家還會嚴重影響人口增長，在那個年代，人口是國力的一項重要指標。

之所以說出於經濟原因禁佛的觀點不太全面，是因為經濟歸根到底還是政治。但是，這裡的政治並非宗教團體的權利鬥爭，而是世俗政治與宗教的角力。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經批評佛教，他指出，當時的佛教並沒有實現教人向善的目的。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姦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錢，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而寺院也積極配合此類人的心態，大肆斂財。結果造成“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這種情況不禁令人想起歐洲中世紀教會發行的“贖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殺人罪，都可以用“贖罪券”來抵罪。歐洲是在16世紀出現了馬丁-路德，才開始改變這種宗教惡行，中國早早就強力杜絕此類現象，實在是一件大幸事。

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說是中國人一貫的宗教迫害，這種觀點實為大謬。四次禁佛過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殺了一些人，但那是因為涉嫌謀反，而非針對信仰。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強迫幾百萬僧尼還俗，並沒有強迫他們改變信仰，在家當居士也一樣可以信佛。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記錄的死亡人數只有300多人。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為傳言奸細混入寺院，發生打鬥，與信仰無關。

唐武宗開始禁佛時的政策非常溫和：如果想繼續做僧尼，就要堅守不擁有財產（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棄財產，那就必須還俗；對於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還俗；甚至還允許比丘、比丘尼保留1、2名奴僕。但是，驕奢淫逸慣了的僧尼們，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強迫26萬出家人還俗。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規定了這些寺院的僧尼人數。周世宗禁佛時規定，出家前先得獲得父母、親屬同意，統一設置戒壇，不允許私度僧尼，同時還禁止了宗教習俗中的一些傷害身體的殘忍方式。

應該說，歷史上的這四次禁佛事件，是對佛教盲目發展的幾次規範，不存在純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對比歐洲歷史上的宗教迫害，中國的四次禁佛顯得仁慈太多了。再對比一下某些站在宗教立場上的人，他們對這四次禁佛的態度很不客觀。 “滅佛”、“毀佛”、“法難”等詞彙顯示出隱含的恨意。甚至還有人說，這四位禁佛的帝王的下場都很不好，都是“滅佛”的因果報應，因為“滅佛”而墮入地獄。這種心態極其惡俗。

中國歷史上的這四次主要禁佛事件，很典型地表現出中國傳統對於宗教的理性態度。宗教不能成為超世俗的獨立世界，世俗政治可以與宗教合作，但也努力維護自身的非宗教性，並時刻保持對於宗教的有效控制。這種傳統使得中國的傳統政治區別於世界其他國家，具有明顯的世俗特徵。從而使得中國歷史上，很少陷入大規模的宗教狂熱。這些特徵也成為當今世界各國政治普遍承認的共同準則。

四次禁佛之後，在中國最興旺的佛教派別就是禪宗。這是有道理的。禪宗歷史上有一位著名的百丈懷海禪師，所處時代大致與反對佛教的韓愈在同一時期。百丈禪師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規》，除了要求出家人立誓遵守戒律外，還要求：不坐高廣大床、不歌舞娼妓、不抹香塗身、不蓄錢財珠寶等。最為關鍵的是，人們現在最容易記住的一句話：“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改變了印度佛教吃伸手飯的傳統，要求出家人自食其力，不做社會的寄生蟲。在此之前，來自印度的佛教輕視勞動，反對僧人勞動，認為僧人只應該接受供養，或者把乞討當成一種功德。而且，禪宗不靠經典、不依賴佛像，不主張建造佛殿。從禪院到禪師個人，都以簡樸為榮。上述種種特點，似乎都是對禁佛時期，佛教所存在種種怪象的反思和糾正，從而使得禪宗在禁佛事件中，基本上沒有受到影響，並且能夠日後在中國獲得蓬勃發展。對比當今某些宗教現象，百丈禪師確實令人敬仰。